自述——画画与人生
小时候，我绘画的主题不是人，是汽车和轮船。我住在城府，就学于燕京大学幼稚园，每天上学都走过那个塔，至今我还记得那歌谣：燕京塔塔燕京，燕京水塔十三层。去北新桥就是进城，从学校乘坐那个蓝颜色的校车，校车和塔大概是我画的最多的主题。
后来我出国了，从天津乘轮船到上海，从上海乘更大的轮船到泗水，这艘船我一直记了几年，大概小孩的记忆力强，那船是荷兰船，在我看起来非常了不起，有三个大烟筒，每次画这船都会画不同的窗户、船头和船尾。船到泗水不久珍珠港被炸，这船就不再航行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关门，我父亲失业，到处避难，我妈妈在东爪哇东角找到一份工作，我在那里念了小学一年级，课本里有“国旗飘飘……”字样，说明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后来仗打过来，没过几个月，荷兰就投降了，所有荷兰学校停办，很多荷兰学校的中国学生进入了华侨学校，这些学生中文差，但美术都比较好，我当时还是不停的画那艘轮船。
我画人是在二年级以后的事，日本统治下的中国文化是古代连环画和古装电影，受此影响，关公、薛仁贵成了我心中的英雄，绘画内容由此代替了汽车、轮船。
我父亲在朋友的帮助下租了一间竹子房，给一家孩子上外课，这家是基督徒，带我们去了礼拜堂，我们成了基督徒。
日本投降不久，大概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我正式拜师学画擦碳像，打格放大，画的是领袖名人。正式学画是13岁以后的事，在玛琅跟林贵明学画一直到1956年回国。从写生画起，铅笔、水彩……以后才能画油画。后来我自己在家用油彩画了一个蜗牛壳。
我的老师林贵明早年毕业于中国某艺专，到南洋成了职业画家。他功夫好，崇尚现代美术，我又一次画了一个女孩在钢琴前睡着了，像古典油画，他说：“你再用烟熏一下就更古了……”。
我当时很喜欢去一个菜馆，主人郭应麟毕业于巴黎国立美专，因为不愿意卖画，就改行经商，想等赚足了钱再画。他曾在厦门集美任教，陈嘉庚去爪哇时赞助他开了菜馆。菜馆像美术馆，挂满了他在法国画的画——临摹的柯罗、米勒、还有《弹钢琴的女孩》。
战前，印尼的前身是荷兰东印度，欧洲油画尤其是荷兰油画在那里影响很深，由于高更的开头，不少欧洲画家离开了文明跑到了峇厘岛，都娶了当地的女人永久住了下来，例如比利时的勒梅耶、西班牙的勃朗哥。
高中毕业后我就去了峇厘陵，在一所中小学任教，我教的是除了美术以外的许多课，学生喜欢陪我在村子里玩，24年后在北京画的《峇厘魂》就是当年搜集的素材。很多画往往是离开了那个地方画的，比如小学时期写的作文题材是《北海公园游记》，那是老师也没有的经历，后来在美国画了《梦中园》，在北京画了《枫丹白露》。
我从峇厘岛回到玛琅后，在泗水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展览过后我见到了李曼峰，周碧初。周碧初在玛琅画写生都是我陪着，他用浅绿、浅粉画热带风景，当场就完成。
李曼峰邀我参加了55年的印华美展，展览颇具规模，总统也来了，大使也来了。
本想留在雅加达谋个工作，后来看见不少先辈都在画广告，前途不敢想象。当年，正赶上回国热，渣华轮船公司的乘客差不多都是学生，印尼没有华人大学，回国上大学是有一点经济保证的就可以的，我也被这浪潮推了回来。
中央美术学院的生活我还是很适应的，那绘画方法和我在印尼老师教得也差不多。我喜欢去楼下的图书馆，那里头挂着欧洲油画，学术气氛很浓，一休息就去绘画写生，我学习非常认真。
回国路过雅加达，李曼峰画了我一张素描像，周碧初给我写了两个便条，一个给吴作人，一个给颜文梁。一到北京我就看见了吴作人——后来他成为我长期的老师。颜文梁是在20多年后才见到的。
进美院第二年反右开始，原来以为美院没有右派，后来连院长也是了。开始上午还能正常上课，下午开会，我刚回来一年不知发什么言。1959年画了《华侨归国》，表现了一些海外学子在轮船上见到祖国大陆的情景。
美院成立了工作室，我三年级以后就在吴作人工作室，开始比较清醒的画了些习作。真正思考画的问题是在毕业以后的事了，吴作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即得虎子就赶紧离开虎穴。
毕业后我被分到美术公司创作室，这是非常理想的，这比起在印尼毕业就失业要好多了。虽然工资不高，宿舍简陋，但可以努力作画。那时绘画没有市场，是理想的创作时代，我很适应，我不喜欢印尼那种以市场作为衡量画家成功尺度的做法。在印尼，当你还没有走进社会，人们能正确谈你的画，说你是天才，等你办了一个画展，议论就不同了，一个小孩子说：“他的画不值钱。”大人虽然不直说，但不能不怀疑你的画了。李曼峰在新加坡对此深有感触，在给我的信里大骂世俗的铜臭味。
我很努力的作画，只要你不太多考虑入选什么大展，你还是可以画出一些好一点的画的，绝对的创作自由谈何容易。这时期画了几张，《叽叽喳喳》、《山沟饮马》、《船上少女》、《北方山沟》。
63年四清到76年文革结束，我不记得画了什么。
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防震棚。我常去香山写生，在那里我有幸拜见了李可染，他也在香山避震，在一个小平房里画画，他将画铺在地上给我看，那时他反复画《树钞百重泉》，他把树一棵棵画出来，再一层层消灭掉，留下黑白分明的泉。在美院时李可染给一个印度学生讲课，内容是一张白宣纸上画虎丘山，我作为临时翻译看见画画的全过程。
《泉》往往是生命的符号，79年我画了《泉》和《峇厘魂》，李可染对我说，他去看了我那次的展览，并在画前照了张像，可惜邹佩珠忘了开镜头盖。
我80年调入北京画院，和姚远去了海南岛，那里的芭蕉和椰子树带我回到了童年，同年我听说我妹妹一家逃离河内，在海上漂流，成了地地道道的难民，后来我画了《逃亡》这幅画，画中的小孩现在都已成人，女孩在苏黎世芭蕾舞蹈团跳主角，我曾在瑞士看她演出“春之祭”，生命未来都是不可预测的。
我画《彼岸》、《小舟》、《火之园》、《天方夜谭》、《金环蚀》……画中往往有一女人头或身子，我认为她们给了我更多的想象空间，有的是我认识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女人在画中的出现也在变化。
83年西北之行，我画了《旅途》、《寒夜》、《失去的岛屿》，画了孤独恐惧，时光的消失。当你远游在一个陌生的角落，几个陌生人站在你的身旁，你会感到不安。87年我带了这批画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办了个画展，一切都是亲友们帮着做的，两位美国人几乎买了全部的作品，这使我以后的创作得以继续。
我89年去了前苏联，回国后用了半年的时间画了《大教堂》，我去看了红场上这有名的建筑物，面对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教堂显得很古朴，我里里外外的走，很多墙体上的图案是手画的，显得很随意，顶上的圆形天顶让你睁不开眼睛。教堂后边的广场有数不清的帐篷，人在静坐；另一条街有摊贩，见到一个人体照片挂历，照片拍的很有想象力，后来知道有几张是捷克人然·萨巫地的作品，“一个裸女带随身听”我把这张照片和聂斯捷洛夫的修女放在教堂的不同角落，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加强了我的想象空间。
90年，一位印尼收藏家邀请我去了印尼，正值中印邦交恢复不久，经过34年的变迁，新一代华人都不会说国语了。马路上很少有中国字的商店，华人学校停办，我被安排在主人山上的别墅，这三万平米的别墅我一个人住，大客厅上有三幅国内画家所画的画。我的作品《山上别墅》画的就是这房子，里里外外都是热带风景。
没几天我就去了峇厘岛，回访了原来教过书的陵华中小学，校舍还是老样子，但变成了印尼中学 ，我找到我的一位女学生，现在当祖母了，双目失明，但不仅记得我，还记得我的玛琅家门牌号(Buring 39)。
我拿着一张30年前的照片去找一家峇厘人，那时我常去他的店里洗照片，主人家有9个子女，8个女儿，我曾提出画他的大女儿，他女儿送我几张她的照片，后来没画是因为当时我不习惯通过照片画画。时隔30年，我找到了她女儿，女儿说妈妈出门了，我寻找失去的记忆也就告一段落。
在巫布特住下来结识了不少新面孔，峇厘舞蹈家、日本舞蹈家，这些人都沉醉在传统的峇厘舞中。在马路上遇见的外国人好像比当地人还多，在这里家庭旅馆很多，家家都有很好的浴室，一个峇厘女人说：她家有浴室，但她更喜欢在河里洗，因为它大。我每次去赞不安河，就会想起原来的峇厘。
当你面对新的现实，对着新面孔画写生，那会是另外一种感觉，不容你回忆什么，有时候很像在学校里画习作，在北京时我感觉峇厘是我的故乡，可这次回来，更像做客，也像走马观花，把我早时的感觉淡化了。
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是爪哇岛，是玛琅市，我住在画家庄占辉家，扫了父亲的墓，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拿到硕士学位就去了爪哇，他原本准备写一本有东南亚历史的书，因为早逝没有写成。我去了幼年常去看画的菜馆，画家已不在了，画家将他的收藏捐给了中央美术学院，我曾在美院陈列馆见过《弹钢琴的女孩》那张画，感觉大不如前，棕色的木框，被一个简陋黄片所代替，逊色不少。回国后我画了《最后的乐园》。
《梦中园》（也叫“月下门”）是在美国画的，开始没想画那么长，只想把记忆中的北京公园和游人放在一块，先是画幅小长条，由五张画组成。画中有三个不同姿势的女人，背景是错了位的公园建筑，到《梦中园》时环境加大、人物变小。在美国，中国式园、日本式园还是很让人向往的。杭延顿图书馆就有一个日本园，这几年又再建一个中国园，外国公园往往是大片草地一览无余，东方公园蜿蜿蜒蜒，长廊假山。山后、船上常常出现相爱的人，我请北京朋友拍些公园小景，如团结湖公园，这画改来改去画了一两年，由于穿梭于其中的人物多为人体，更像梦，叫《梦中园》。2002年，我在洛杉矶的个展称“梦幻之旅”。中国园是压抑的人在梦中寻找解脱。
《核桃树》开始于美国，完成于北京。在北京，一位床上模特摆了个姿势，很像从天花板往下看，给我想起在门头沟房子前的核桃树，秋天满地落叶，由于画是俯视，哪边冲上都能看，美展时由于场地限制就给竖起来了。
画画有如人生，有时为平静的小河，有时为海中波浪，要想走远一点，就得进窄门，大家都走得路虽然很宽，但走不远。
（文/曹达立）
作品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