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
——从“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谈起
一、 “学术批评展”之议——创意与得失
纵观百位优秀中青年书家的作品，首先感到欣慰。从这些作品中让观众感受到传统书法进入当代的活力。好多作品不仅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震荡。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当代中国书法也练就了一批批精英人才队伍。他们是自信的，成熟的，也是砥砺奋进的！在中国书法史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一代中青年，已不同于我们四零后、五零后的书家，更不同于我们的前辈书家。他们几经磨炼，已是当今书坛的主力。他们艺术创作精力充沛，审美思维活跃，融合取向丰裕，传统笔墨扎实，形式创造新颖……广阔的视野与多维的视角证实了他们在今天喧嚣繁杂的书坛热潮中是走向理想天地的探索者与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这代中青年书家的艺术实践，让今天的中国书坛更加丰富并充满活力。
从今天的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书坛艺术创作的一个缩影。我以为概括起来，它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传统回归的呼唤。无论是帖学还是碑学或碑帖相融，中国书坛在近四十年来已逐步走向稳定与健康。多元取法，多彩统一，不管是二王书风，还是明清书风，简牍书风等等都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尤其可贵的是：回归传统不是复制传统。本次展览中好多作品已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个性化艺术语言符号的强烈风貌，彰显了与时俱进的当代艺术探索的文化理念。这种正大气象，正是当今生活美学中的主旋律。
二是形式创变的合度。毋庸讳言，展厅时代需要书家作品展示形式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书家书写形式、用材色彩等随着社会的开放、审美理念的多元，书艺挥洒的空间艺术增添了平面构成的时尚色彩，这是今天大众审美需求的必然。曾几何时，由于社会快餐文化与时尚追逐的多层效应，新鲜刺激、五彩斑斓的“超现实”、“古遗存”充塞了各类全国书展，似乎已成了展厅传导空间中视觉效应调节的既定习俗……然而，本次展览作品形式已逐步走向单纯与自然，回归到汉字艺术自然书写的本真。
三是写意诗性的强化。书艺情性的舒展、尚趣的寻求，个性化的创作、豪迈、激越、张扬、奔放……集中体现了当下书坛审美情愫的主流风格。同时，以书体传承中的互补、借鉴、融通，逐步形成各类具备强烈个性意识的写意风格。楷书融入行意；篆隶草化互借；草书（大草）结体通势大开大合；行草书体互通递变；行书取法向度拓展等等，这些有效的探索、理念的转换与意趣的生发已成为今天中青年书法创作的显著特色。
四是人文内质的提升。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不少作者已远远超越了单一的书艺技法训练，而进入了中华传统诗文的深入研习中。展览呈现的作者自作诗以及对古代书论的深入研究等现象，预示着书家修养的全面性。
当然，作为一个学术批评展，我们也必须正视展览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其实，这也正是当前中国书坛艺术创作中的“通病”。我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轻视笔法。历代书论对用笔用墨均有严密高标的要求。作为书法艺术内形式的笔法，更是重中之重。此展有少数作品重形式，轻内涵；重趣味，轻线质。笔法粗率随意，笔阵混杂。反映在篆隶结字失调，通借不当。按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所示：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之要。书写篆隶，往往忽视“涩”字，顺笔拖刷，更谈不上裹锋使转，逆势涩进了。大草在于使转合度、虚实相宜。不能用笔使转因随性开合，致使空间夸张中线质浮薄而飘忽，虚实失当。将大小草笔法混同，提按技法在非自觉状态下失之迷途。欧阳询《用笔论》“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绁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与风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发笔处,便要提得起笔,不使其自偃……不可信笔，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刘熙载《艺概·书概》“书家于提按两字，有相合而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我们可以看到展览中，有的草书作品猛一看满纸云烟、意态烂漫，细琢磨笔法混杂，甚至连笔都未提起，顺势平拖挥洒。行书笔法中的“绞转”，笔尖与笔锋使用不同，以写小字的笔法放大写大字，以写小字的线质替代大字的线性，此现象在一些作品中较突出。书法艺术需要形式与气势，但它们均建立在线性内质的基础上。
其二，用墨单一。古云，“书法唯风韵难及”，其关键在于笔墨的丰富性、多变性。当下书法，用墨失察者居多，尤以篆隶创作，普遍用墨太实，甚至通篇不见墨法变化。“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工夫”这是黄宾虹先生在林散之32岁第一次见面时的批评语。用墨之法，浓、淡、润、渴、白，其要领是“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孙过庭《书谱》），以燥中见润，浓中显劲，于笔法中力现墨彩与墨调，增强书法的艺术表现力。浓欲其活，淡欲其华，润可取妍，渴能取险，白知守黑。当下书坛好多书家的理念还未从清代碑学的藩篱中冲破出来，承继清代“乌、方、光”的用墨习惯，不善于也不敢用渴墨。“燥锋、即渴笔。书家双管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梁同书《频罗庵论书》）渴墨之法，妙在用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渴笔用墨较少，涩笔逆行，苍健雄劲，写出点画中落出的道道白丝。而在渴墨的应用中，常常离不开涩笔。涩笔，衄错艰涩，行中有留。蔡邕《九势》中说，“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古人有“如撑上水船，用尽力气，仍在原处”。林散之先生在《谈艺》中说得好——“怀素能于无墨求笔，在枯笔中写出润来，筋骨血肉就在其中了。”“碑要看空白处”“乱中求干净，黑白要分明”。还说：“临《书谱》要化刚为柔，最难是要要写出虫蛀纹来，笔画象虫蛀过一样。”苍中藏秀，乃是真苍。我们今天的时代，既不是在清代，也不是在唐代。我以为今天是个写意的时代，造虚的时代。庄子的“虚”“静”“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在今天同样要求我们认识到：好作品必须重虚处，而不是在实处。
其三，气格下降。古人常以“书画，当观韵”“书家贵在得笔意”告诫后人。“气韵生动”是谢赫“六法”之首。北宋郭若虚评论“六法精论，万古不易”。气与韵始终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哲学思辨，是书法创作本体的主旋律。当下问题是将气韵与形式对立，注重点画技巧，忽视气息流韵。或形式夸张过度，或太过于追求笔墨的浅薄趣味而将艺术境界降格。本次展览中有个别作品重张扬，失纯净，一味追求个性风格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品格。以致书格熟俗，气象平弱。赵宦光在《寒山帚谈》中评论道“文章以体制为格，音响为调；文字以体法为格，锋势为调。格不古则时俗，调不韵则犷野。”这正证明了凡文学艺术均以气格为最重要。“古质今文也，世贱质而贵文。文则易俗，合于情深。质者如经，文者如纬。若锺、张为枝干，二王为华叶，美则美矣……”（张怀瓘《六体书论》）笔墨技巧根植于主观情思。笔墨本是写人的胸襟，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古人评论“……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释，何来冲穆之神？”故“心醇”才能“笔和”，“识到”才能“笔辣”。
其四，创变浮浅。“通变”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书法的生存意义已从实用价值转为艺术功能。书法原有的“日常书写”已变成“艺术欣赏”。因此，今天的书法应立足于艺文性，不仅仅是线性图式，更是人文精神的诉求。我们提倡“自然书写性”是指按照艺术规律与学理、审美要素与法则，会通并畅达地表现高度的艺术性。以林老为例，他的草书“以二王为衣钵，怀素为宗，王觉斯为友，祝希哲、董香光为宾”，到晚年创作进入化境，欣赏他九十岁时的草书作品，我理解为：化长为短，化熟为生，化圆为方，化连为断，化繁为简，化实为虚的“六化”。由此可见，书法的时代创变是极不容易的，它不是单一的形式变化，更是内质的转换，气格的升扬。此展览中有个别作品片面炫技，学古浮面，取法浅薄，“创新”只是表面的视觉效果。从字法到布白，只求个性风格的凸现，现代意识的张扬，形制夸张而忽视内质；或在某一古代书家风格的基础上将小字笔法放大为大字范式，致使线条僵直无波伏起讫，用墨凝重无虚实照应，作品风韵不足，缺乏生气与活力。我以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创变必须将传统的特点、时代的特质和个性的特色有机融合，以中国传统哲学思辨合理地求证书法艺术向内、重和、尚简、贵神的审美特征。
因此，当下书法艺术创作必须处理好三重关系，即：传统的坚守与现代性的提升；功力的强化与诗性的抒展；形式的多变与内质的注重。“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社会审美将在新时期的生活美学中被强化。这就是“格调情怀的第一性，技法乃第二性”的文化精神性将进一步注重。
二、当今书法生态之辨——共赢与失落
从一九八零年至今的近四十年来，中国书法经历了从传统书斋艺术转向大众展示空间的探索发展期；经历了艺术视觉形式追求到经典技法现代转型的稳定深化期；经历了艺术创作思想追寻到形式与内容融合的文化思考期。这一历程正是证实了书法艺术与其它民族艺术一样是大众文化生活审美的一部分。书法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社会生态的演变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诉求而不断在嬗变与完善。
近四十年的“书法热”，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群众书法运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所承载的大众心理与审美追寻，表达了当代书法主流文化必然推进的“路线图”。这为中国当代文化描绘了极其灿烂的一页！然而，毋庸讳言，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提前或同期去架构时代的文化理想，以致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异化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唯一标准，而文化价值与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为价格指数。
应该看到，近四十年的当代“书法热”，无疑带来群众文化的繁荣，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同时也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休闲情趣的寻求以及“民粹文化”的膨胀……表现在某些书法民族文化立场的转移，传统艺术价值体系的颠覆和审美评判标准的缺失。
多年来，当代书坛同时也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心态的浮躁、艺术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评论的浮浅与交流的浮面。艺术时尚鼓噪，创作精神平庸，经典书道异化，核心价值偷换……在当下社会多元格局却又如此同质化的功利主义消费市场的弥漫中，哲学的贫困、文化的缺失、思想的苍白，传统命脉似连又断的危险时刻在逼近我们……体现在艺术创作中的形式至上、“丑书”现象、时俗扩张、批评失语种种现象，给广大书家一种警醒与反思！
那么，书法为何会漫延这些现象，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书法既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承继到出新的艺术历史转型期，又面临一个在市场经济蓬勃发育下社会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失落的世俗泛化期。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当代书法史斑斓色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此两级的推进而一声叹息，喜忧参半。各种艺术思潮的碰撞，流派的纷争，让各路书家精神抖擞地跨进了艺术创变的角力场，探究并辨析着一波又一波书风演变与发展的轨迹……如此，喧嚣的书坛丰富且杂陈，生动又粗鄙。东方与西方，保守与革新，各种观念相互交汇、冲撞，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名利场中，浮躁与浅薄，热烈与急迫往往又让人在多元文化理念的交织中感到迷惘与无奈！人们不禁在一次次地拷问：我们是否失去了关于传统的自省与敬畏，也失去了关于时代的担当与展望？
诚然，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近四十年的“书法热”，为当代社会艺术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戏剧性变化与耐人寻味的文化思考，这不正是当今书坛“自然生长期”中与社会发展共赢的喜悦和失落的焦虑吗？
“失落的焦虑”是无法回避的！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中国篆刻申遗成功，全民书法热再度兴起，这无疑是件好事。“全民书法”为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交流、普及与传播带来了较大的推动与繁荣，也为书法作为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生活方式的传承赢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为传统文化回归彰显了大众生活美学的精神诉求。
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全民书法”展览、传播甚至交易的众多作品中认真反思这一“社会化”的内质与走向——一是艺术本体泛化。表现为蔑视经典，舍本逐末，俗化承传，粗制冒仿，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缺乏大国工匠精神。书法展示只求在喧嚣闹市中张扬表象繁荣的景观。制作化工艺性取代了传统自然书写的纯粹性。二是创作心态泛化。人们不再沉静与恬淡，却习惯于在“书法表演”的展示热浪中争相表现自己，拍卖“成果”，包装打扮，张扬个性。浮躁与急迫，浮名与薄利……传统意义上高雅虚静的审美已被社会化所出局。三是文化价值泛化。艺术是凭高度说话的。我们需要宽度，但更需要厚度与高度。虚火的全民书法“繁荣”只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历史不允许在社会艺术的泛化中将书法与非书法混淆模糊。
当我们回首前几年“社会化”态势蔓延并急剧争奇斗艳时可以看到：传统书法艺术的可读、可亲、可贵、可赏已逐步走向表演艺术的可俗、可媚、可怪、可恶的行为过程，书法已从民族文化的修身性逐步走向社会娱乐化的两难境地……
由此，坚守中国书法的审美底线，坚守民族文化的敬畏与虔诚，坚守新时代文化人的风骨与操守，这就需要我们仰望历史经典，维护书法艺术的高贵与尊严。寻找传统、时代、个性相融合的合理支点，纯洁与提升全民书法的“社会性”与审美高度，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美用相兼、知行合一的人文品格。
今天，当我们理性地辨析当代书法的社会生态时，这就首先需要将书法作为一种民族艺术回归到社会价值系统的认定上来。对书法艺术语言的理解与阐述要有门槛，非书法语言不能包容。没有传统，就像民族失去了道统，民族性与纯粹性消失了；没有自律，书法语言就没有了自身的规则，书法艺术必然会出现人为的扭曲。因此，书法语言与创作者的关系是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只有坚守底线，我们才能赢得时代社会文化普及的高度。
三、时代创作审美之路——包容与选择
新时期我们提倡多元包容。那么，什么是多元？多元不仅仅是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它还意味着异见者之间的共识，关于社会核心价值的共识，还意味着对博弈规则的一致认同。如果没有价值和规则的认同，多元将导致艺坛的混乱与解体。
泛审美化的出现扩展了审美形态的多元。传统古典美学范畴的优美、崇高与和谐被西方吹进的“当代艺术”所打破。它消解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的标准，颠覆了传统审美的文化立场。以复制、技术、装饰、工艺制作的作品，借大众传媒作为主要手段充塞着当下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市场，支撑着日益世俗化的大众美学。
当代艺术观念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传统书法艺术的纯粹性与精神性。从“静观”变异为“喧嚣”，从“审美”异化为“审丑”，从高雅趋向粗鄙，从清逸转为俗浊……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子，引起了书坛自由主义的生长。
后现代主义作为非理性主义思维逼迫艺术向着“取消主体无审美”等疏离文化价值的方向延伸，消解了艺术创作原有的审美性与崇高性，混淆了东西方文化内质的差异，模糊了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以超乎常规的“立论”和超越传统的行为吸引大众眼球，以成“景观”。无论是绘画乃至书法，以怪诞、无序为卖点，以审丑为诉求，以消解主流价值为圭臬，这不能不引起书画界高度的警惕与反思！
诚然，我们要对“丑书”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鉴定。我们所指的“丑书”是脱离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本体规律与汉字的结构规范，无视笔法等书艺的基本法则，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粗鄙恶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现象。这里所指的“丑书”应和艺术本体中的“造险”“犯险”区别开来。
大凡艺术创作必须由平正务追险绝，然后复归平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而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又指出：“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怪。”应该说，艺术中工求不工的高境界，其形式构成与内质标准上有一定的规律，其视觉空间是具有一定“度”的。“不工”并非是“丑陋”，却是“造险”。
不容置疑，在当下多元散乱的社会文化思潮的交织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是必然的，毋须费解或惊诧的，更不必籍以大众网络传播炒作甚至无限放大成为“轰动事件”。我们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允许一部分（甚至仅几位）书家个体特立独行式的“实验艺术”，书坛需要理解与对话。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位）书家他们已具备了较为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与艺术创作经验，他们独辟蹊径，寻求新的理念与探索“心路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历史来检验。
显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文化转型中，中华民族文化自身身份如何保持与重塑？这就需要在包容基础上的选择。艺术批评的当下性已沉积为三大焦虑，即观念焦虑、身份焦虑与现实焦虑。如何让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彰显鲜明的批评性？如何让理论更直接有效地揭示与指导当代艺术创作实践？如何强化文艺“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将市场经济下文艺娱乐化、精英文化边缘化的现状得以匡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进一步认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认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和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这是值得当下书法界深入思考的。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告诉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正是中华文明没有断裂，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核心价值在不断变化、丰富与发展，并形成相对时期的时代文化核心价值。改革开放四十年，其核心是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即高扬现代人文精神。这就要求书法界坚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当代书法创作审美评判体系的建立，也是诞生时代经典作品的审美基础。面对消费文化的挑战，我们要努力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促使社会审美向高雅化转化。我们要有意识地引领一种审美价值评判尺度，召唤文艺责任回归，引领国民精神的提升。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与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审美意识与心态。作为书法界，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审美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赞成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它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选优汰劣，倡导全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艺术有着共生的平等机遇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气度。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工作者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润与审美的转化。时代需要书法艺术家不急功近利，而是耐得寂寞地思考当代文化与社会审美的深层课题，思考时代人文精神的落地生根。其要义首先是书法艺术当代审美定位与导向中的人文理性。书法艺术作为审美文化的重要职责并不在满足人们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功能，而是要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净化人的灵魂，培养日常良好的素质。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位共和国的艺术工作者要认真反思对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责任担当。这就是重建具有民族风骨与时代风范的艺术评判和价值体系，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境地下时代艺术创作审美之路的战略抉择，这也就是当代书法艺术的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书法文化语境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必须十分清晰地看到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转型，对传统技法与经典的深化理解，对艺术形式构成的新的拓展。这就是善于将传统的特点、时代的特质与个性的特色有机融合的创变，也就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推陈出新”。
我们面对着受众如此庞大的互联网传媒“新时代”，面对着覆盖社会的以休闲与调侃为基本模式的市民消费文化商业圈，现实让我们清醒：艺术最根本的意义在于非功利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当今我们追求经典的首要前提是不妥协于市场的消费文化，不屈服于由金钱来显身的不平等价值体系！
无可非议，书法展览是今天书法艺术走向社会融入大众的最主要载体与基本形式。展览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已成为书法事业发展的关键。这次学术批评展的形式到内在已证实了它的有效性与创意性。我们的任务一方面要引领当下书法艺术的创作导向，促进书法创作的精品化，以期留下时代的传世作品；另一方面则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精品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因此，中国书协对全国展及全国性重点展示活动的设立、布局以及专题特色须按中央新时代新文化要求，做到科学规划，创意设计，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整体推进，智慧运作。强化学术批评，凸现人文理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正是考验组织者推出什么样的创意品牌与学术成果？培养与历练什么样的人才队伍与团体精神？
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之需——哲思与活化
汉字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度物化，在最简约的层面上浓缩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当代书法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之上，而引领当代书法审美方向从根本上需要哲学的思考。
长久以来，人类从未停止探究美的本质，以唤醒人们对世界事物的最直白的记忆。作为民族精神特有的文化记忆——书法，我们今天坚守什么？创造什么？这是书法艺术工作者首要回答的问题。回归不是复制，传统的美好不能一成不变地替代今天时代的脉动！不能进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艺术家终将成为时代的弃儿。我们说，科学、艺术、哲学中哲学是“第三种智慧”。当下书坛的“对症治疗”，需要“哲学经方”，需要中国传统哲学走向当代哲学的时代思考，催生出“智慧方案”。此“慧”是定理，是重塑东方美的“第三种智慧”，它预示着当代书法美学精神的战略定位。
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如《礼记》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鉴此，“道中庸”“致中和”“极高明”成为中国书法写意精神的核心理念。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唯道集虚”，老子的“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已成为千年以来中国艺术的“大本大宗”。此一“大本大宗”正是今天书法美学境界追求的指南。
作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自觉，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坐标系——其纵轴是从传统和出新的结合中看待未来中国书法的趋势，这是一个时间轴；其横轴是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找到书法艺术的审美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空间轴。这是对书法艺术功能的文化反思，是对艺术发展规律、特点的准确把握和必然选择。由此可见，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将取决于书法创作审美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这里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合时合宜”，即“中庸”理念。这一艺术标准与评价体系的构建必须扎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沃土上。
中华美学精神扎根于民族哲学的人生情韵和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确立了以人文关怀为内核，以大美情怀为视野，以美境高趣为旨归的中华美学体系，聚焦为真善美诗性交融的美学精神。
当下是一个需要哲学、需要思想，也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过去曾将文艺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文艺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这种美学的单向思维病态，还表现在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上容易走向片面与极端。如习主席指出的，有些人“以洋为尊”“唯洋是从”“以洋为美”，热衷于“去中国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同样，守住历史遗产，不敢放眼去吸收世界文明中的优秀成份也是没有出息的。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哲学大命题，它是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方向的根本所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提出了“美指向高远”、“美感的神圣性”等原创性时代美学理论主张，这对匡正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创作的媚俗化、功利化起到了引领作用。张先生从传统哲学走向当代的中西文化比对研究中提出的“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体现了文化立命到生命智慧的创造过程，会通中西，关注现实，唯变所适。体现了美学的任务是培养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是“境界”之学。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当代哲学意义层面上必须把握：一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两分”，这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所在。二是以“万有相通”的时代思维看待中西艺术审美，明确艺术想象和情感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哲学的最高任务不是认识相同性，而是把握相通性。”审美不能比附于科学，异化为技术。必须将中西文化内质异同，通道器，通情理，才能致力于时代文化创造。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当代美学更须重视艺术审美实践，要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意识的关注。三是须深化对中国古代“隐秀说”（意象说）和意在言外的审美传统的领悟。追求诗意，高扬人文精神境界。美，除了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须具备更深层次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在于显示人生最高意义的价值。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澄明之境”的“神圣性”。所以，“美的神圣性”，就是高远境界之美则是心灵美的支撑，而非单纯的事物之美，娱人耳目之美。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在艺术实践中的导向意义：一是主张形神兼备，不唯形式至上。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石是美与真善的贯通，其核心是蕴真涵善的美情观，其理想是超逸高远的美境观，倡导内容与形式兼备，以境界情趣为要的美感向度，强调作品的情感、思想、风骨与襟怀。二是重视情理交融，崇尚蕴藉隽永。以真情流露和个性凸显为艺术之真美。中华艺术的写意精神，其至境往往不在写实，而是虚实相兼，境界高远。三是标举生生之美，弘扬诗性品格。中华美学精神承中国哲学之源，以生生为美，将天地万物都视为有生命的存在，崇尚艺术的生命情韵和诗性超越。由此可见，中华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思维和民族学理标识。中华美学精神重在写意。美在意象，孕育出包括情、趣、境、气、韵、味、品等一系列具有民族学理特质的美学元素。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毫无意义”。同样，未经真正时代思考与实践检验的所谓“形式创新”“艺术体验”必定是苍白的！因为“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的力量来自于她是人信仰的细胞。在当下书法艺术发展的生长环境中，我们千万不能忽视“精神迷惘”而致使“本真扭曲”的现象。我们今天承继中华美学精神，在于延续书艺本体的文化命脉，而不是装饰表层的社会生活。饶宗颐先生的“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正是道明了随境而化，中得心源的哲理。当代书法的创化精神，不但要在传统经典中“偷得梨花三分白”，更重要的是“借来梅花一缕魂”。中国当代书法美学精神，一是蕴含在中华传统哲学中的写意精神，二是表现为一个运动着的通变过程。它的时代性，既不能仅仅局限于古典美学，更不能从西方的现代美学概念生发。它不是单一的追求技巧与形式美的递变，更多的是从审美理想、道德高度与文化价值层面去提升。其精神内核就是崇尚真善美的高度融合，就是美学高度的“人民性”问题。它应该具有民族的历史感，富于民族灵性、民族气质和民族语言特色的。它是中华民族审美集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美学精神在于“融古为我”，其艺术经典性必然是时代的文化创造。
（文/言恭达）
